李红梅接受凤凰周刊采访，谈印度农民抗议问题
李红梅 4.12
来源：凤凰周刊
印度五年一度的大选来临前，大规模的农民抗议活动死灰复燃。
自今年2月13日起，“Delhi Chalo（进军德里）”再次响彻整个北印度。这一口号于2020年底被提出，当时，来自北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以及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农民驾驶着拖拉机、推土机、摩托车浩浩荡荡“攻入”首都德里。
鉴于之前的教训，印度当局这次将德里围成一座堡垒——用水泥块、金属容器、铁丝网和铁钉将周边的高速公路封锁起来，以阻止农民继续前进。警察还用催泪瓦斯以及棍棒来“招待”他们。
2024年2月21日，警察发射催泪瓦斯，农民们四处寻找掩护。
面对攻击，农民们毫无畏惧。他们冒着浓烟，用毛巾捂住口鼻，或是戴上泳镜，挥舞着甘蔗朝警察冲去。一些人还利用风筝同喷洒催泪瓦斯的无人机缠斗。
领导此次运动的农民组织“工农阵线”（Kisan Mazdoor Morcha，下称KMM）主要负责人、来自旁遮普邦的农民坎瓦达利普（Kanwardaleep）告诉《凤凰周刊》，“这场抗议运动共有来自13个邦的农民、1万多辆拖拉机参加。被阻拦在德里边境的农民人数大概有10万至20万，散布在各个邦的抗议者更多。”
一系列冲突带来人员伤亡。据KMM介绍，截至3月22日，冲突已造成约500名农民受伤，其中70人重伤，以及至少一位农民死亡——许多农民眼睛失明、腿部骨折、头部受伤、下巴骨折；其中来自哈里亚纳邦、年仅23岁的农民舒布卡恩（Shubkarn Singh）被警察开枪打死。
舒布卡恩的横死让农民古吉拉特（Gurkirat Singh）感到气愤，他同样来自哈里亚纳邦。“我们只是在抗议政府，我们只是想去德里。但这个凶残的政府却枪杀了我们无辜的农民。”他向《凤凰周刊》控诉道。
抗议活动虽然受到阻碍，这些农民却并未气馁。坎瓦达利普说，他们正在筹备下一步行动，准备在大选期间大干一场。
加尔各答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阿西斯·米斯特里（Asis Mistry）向《凤凰周刊》表示，“莫迪政府对抗议活动的处理受到了广泛批评，许多人呼吁政府采取更具同情心和包容性的方法来解决农民的担忧。”
印度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在历次大选中一直是各大党派争夺的票仓。农民的持续发难，会给正在争取第三任期的印度总理莫迪带来何种影响？
“莫迪政府欺骗了我们” 2020年9月，印度国会通过三项农业改革法案，涉及农产品收购、销售和价格等方面，希望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在农业中的作用，尤其是减少政府补贴，并为私人投资者开辟更多空间，引入新技术。
虽然莫迪政府坚称，新法将在推动农业改革的同时更充分地赋权农民，但农民普遍认为，这些法案将破坏现行的“最低支持价格”（MSP）机制。如果该机制取消，印度大公司将能为农产品制定价格，这将使农民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自2020年11月起，印度农民持续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一向强硬的莫迪最终妥协，于2021年11月19日被迫废除三项农业改革法，并应诺了农民的某些诉求。
当年的“胜利”让农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印度农民联合会（BKU）领导人拉凯什·蒂凯特称，约有750名农民在2020-2021年的抗议活动中死亡。英国《金融时报》称，600多名露营抗议者死于严寒酷暑和极度疲惫，甚至还发生过4名抗议者被一名印度政府高官之子开车轧死的惨剧。
前后两次“进军德里”运动，古吉拉特和坎瓦达利普都有参与。在坎瓦达利普看来，莫迪政府欺骗了农民，完全没能兑现先前的承诺。这一次，抗议的农民们提出了十项诉求，除了更多惠农诉求，还要求印度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并终止所有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
十项诉求中，“要求‘最低支持价格’（MSP）具有法律效力”居首位。MSP是印度政府在大米、小麦等主要作物价格下跌时提供的“安全网”，无论市场情况如何，政府都会向农民保证会以一定价格购买其中的一些作物。
该政策于20世纪60年代出台，至今未被纳入法律。农民要求政府为MSP制定专门法律，认为只有这样，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值得指出的是，MSP虽然适用于23种农作物，但政府通常只对大米和小麦提供最低价格保证。
坎瓦达利普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即使政府声称按照MSP收购农产品，但最终被政府收购的农产品仅占其总量的10%-15%。“我们不敢奢求所有农作物都能按照MSP被收购，但我们希望除了政府，其他商家也能依照MSP来采购农产品。”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打击黑市囤货，从而防止价格突然上涨，让农民被掠夺。”
在MSP相关问题上，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南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邱永辉认为，农民与政府的认知相差甚远。“农民认为政府是在有意剥削他们的利益；政府却认为，只有通过改革，逐步实行农产品市场自由化，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利益。”
“印度农民这次之所以会提出很多不现实的诉求，其实是想通过漫天要价，逼迫政府提高他们在MSP上的利益。”邱永辉向《凤凰周刊》评价道。
在澳门十三第新娱乐场助理研究员李红梅看来，想让农民停止抗议，莫迪政府恐需在MSP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近年来，印度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莫迪曾在2016年承诺，2022年要让农民收入翻一番，但始终没能达到这一目标。”李红梅向《凤凰周刊》解读说，“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导致化肥以及其他产品物价上涨，这间接增加了农民的成本，使得他们变得更脆弱，从而更需要政府的价格保障。”
印度粮食政策专家德温德·夏尔马 (Devinder Sharma) 指出，虽然政府对小麦和大米提供了MSP，但涨幅相对较小。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莫迪执政的十年间，政府规定的大米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分别上涨了67%和63%，而前十年分别为138%和122%。另有数据显示，过去九年来印度农业贷款增加了三倍，达到近20万亿卢比；9300万农户中有一半以上负债累累，平均每户贷款达74121卢比。
上述现象正在一步步压垮农民。根据2021年的全球饥饿指数（GHI），印度在116个国家中排名第101位，约2亿印度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人数居全球之首。此外，印度官方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5年间，共有296438名印度农民自杀，仅在2019年就有10281名农民自杀。
这促使不少人更加依赖MSP机制。阿西斯向《凤凰周刊》分析，农民担心如果没有MSP，自己将会被大企业任意摆布，从而得不到公平的价格。“与此同时，警察对农民使用武力，包括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和路障，加剧了农民的不满。许多农民认为，政府的应对是残忍且专制的。”
对于阿西斯的说法，坎瓦达利普深以为然。他认为，莫迪政府企图打破以MSP为基础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是为了让农民完全依赖于私企。“这些企业永远不会给我们有利可图的价格，它们只会大肆掠夺。农民因此会变得越来越穷，最后不得不向这些企业出售农田。”坎瓦达利普向《凤凰周刊》强调，“莫迪和印人党的最终目标，是将农民的利益交给那些在选举中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
截至目前，印度政府与农民代表举行了不少于四轮谈判，但均以失败告终。因为在谈判中，政府承诺向包括豆类、玉米、棉花等五类农作物提供长达五年的MSP，但仍与农民的要求相距甚远。更何况，农民对莫迪政府的信任度并不高，因为他之前做出的承诺至今没兑现。
关于莫迪政府的失约，李红梅认为，其原因是多元的，既与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俄乌冲突导致化肥危机有关，也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以及通胀等有关。“对莫迪而言，农民问题一直是个‘烫手山芋’，向来强势的他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得小心翼翼，有时不得不‘低头让步’。”
不合时宜的农业政策 MSP源自印度1960年代的“绿色革命”。在此之前，由于旱灾频发以及人口数量猛增，印度长期面临饥荒危机。印度政府为此引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还建立了以MSP为基础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旨在提升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这一收购制度被称为“曼迪斯体系”，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农民须在州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的拍卖会上对买家出售他们的农作物，买家是拥有牌照的中间商，再由他们将拍得的农产品分销往各地；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政府对大米、小麦、洋葱等23种必需农作物设定了MSP，比生产成本一般高出50%左右。
在此推动下，印度饥荒得到了极大缓解。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等地的粮食产量实现大幅增长，成为印度为数不多的“富庶之地”。
其中，旁遮普邦一跃成为“印度粮仓”——在1970年，该邦粮食产量占全印度粮食总量的70%，农民收入增长了70%以上。该邦农业年产值占到其年度经济总量的20%以上；该邦农民每年平均能获得1万元人民币的农业补贴。旁遮普邦由此成为其他邦渴望效仿的典范。
然而，事情也有另一面——由于政府长期扶持的对象主要是大米和小麦，导致印度农业出现了失衡现象。阿西斯通过调查发现，虽然MSP背后的理念是保护农民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但不少人认为它实际上导致了市场扭曲，并阻碍农作物的多样化。
北印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主要以种植稻米与小麦为主，现行的MSP对这两邦非常有利。但对于种植茶叶或者黄麻的地方，就非常不公平。例如，在旁遮普邦，超过95%的稻农受益于MSP，但在北方邦，这一比例下降至3.6%。
印度各邦的农村家庭平均月收入。数据显示，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农村家庭收入在全国遥遥领先。
由于政策上的倾斜，2000年之后，印度小麦和大米的产量出现相对过剩，玉米、大豆、油菜籽等农作物的产量却相对不足。但与此同时，伴随印度人饮食结构的变化，对大豆和玉米的需求却不断增长——21世纪头20年，大豆消费量增加了500%，玉米消费量增加了136%。
小麦和大米的过剩给国家造成巨大负担，印度政府每年不得不为收购上来的1000多万吨过剩粮食寻找买家。印度《经济时报》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政府可以采购农产品，但如何储存是一个挑战，会导致农产品的贬值。”
由于储存方法不对，不少粮食还遭到害虫以及老鼠的破坏，损害率约占粮食总量的10%。它们的储存成本从2015-2016年的212.7亿卢比增加到2017-2018年的2713.4亿卢比。这无疑给印度的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
根据2016-2017年的印度农村收入调查，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的农业家庭平均月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两倍多。
可由于有MSP 兜底，旁遮普邦的农民严重依赖免费电力和化肥补贴来种植小麦和水稻等耗水作物。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已经不愿转种耗水量较低的农作物，因此造成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产量下降和市场价格波动。这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官方数据显示，仅食品和化肥补贴就占2023-2024年印度财政预算总额的八分之一。
除了影响经济，MSP也间接给旁遮普邦等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影响。由于长期种植小麦和水稻等耗水农作物，造成大量水土流失以及水资源枯竭；大量使用化肥也造成当地土壤板结，让其他农作物难以存活。
在邱永辉看来，随着时代进步，MSP已成为不合时宜的政策，“它不仅阻碍了印度农业的发展，而且仅对少数农民有益，对于绝大部分民众和总体经济来说是有害的”。
“莫迪政府希望推动农业现代化，这也是当前印度经济改革的必由之路，但农民的诉求与印度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背道而驰。”李红梅说，“长期的产业保护必然会影响市场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因此要平衡好农民诉求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农民准备打持久战 此次农民抗议活动由旁遮普邦农民工会（KMSC) 召集组建，除了KMM，还有包括联合农民阵线（非政治派，下称SKM-NP）在内的200个农民组织参加了示威活动。两位核心领导人分别是KMSC的召集人贾吉特·达勒瓦尔（Jagjit Singh Dallewal）与KMM协调人萨尔万·潘德尔（Sarwan Singh Pandher）。
旁遮普邦作为抗议活动大本营，拥有强大的农民组织力量，有人因此指责“只有旁遮普农民闹事”。达勒瓦尔对此驳斥道，“如果说闹事农民仅限于旁遮普邦，警察为何也要在哈里亚纳邦边境实施类似宵禁的措施？”
潘德尔指出，莫迪政府不想解决农民的问题，却企图通过诬蔑手段来误导民众。“那些认为大选过后我们就会停止抗议的说法是错的。我们将继续为我们的权利而战。”他还呼吁，农民应该想方设法突破政府的封锁，例如乘坐火车、公共汽车和飞机前往德里。达勒瓦尔也说，“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口气，在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们不会停。”
3月10日，上述农民组织发起名为“Rail Roko（封锁铁路）”的抗议活动。坎瓦达利普向《凤凰周刊》介绍，“封锁铁路”是一种象征性抗议，以助力正在进行的“进军德里”运动。“该活动已在9个邦成功举行，导致这些地方的铁路线被封锁了4个小时。”
虽然遭到当局的大力阻挠，农民们却并不打算停下进军首都的步伐，而是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在被封锁的高速公路上，他们用帐篷和防水布盖住拖拉机，将其改装成临时房屋，并建立了社区厨房、临时医疗诊所，食用的蔬菜和面粉则来自附近村庄。
“政府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前，我是不会回到田地的。”来自旁遮普邦的农民萨特帕尔（Satpal Singh）说。另一位参与抗议活动的70岁老人梅拉（Mela Singh）直言，“一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没关系，赢了这场仗，我们才会撤退。”
为了打赢这场持久战，农民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在高速公路的露营区，35岁的旁遮普邦农民卡玛吉特 (Kamaljit Singh) 每天都邀请其他农民一起饮用奶茶。卡玛吉特为此带来了300升牛奶，这些牛奶是其所在村庄专门准备的。“这些牛奶代表我们村的每个人都为这场运动做出了贡献。”卡玛吉特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我们所有农民的战斗。”
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也给露营区的农民送上食物。由于大部分农民都是来自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这些食物也带有浓浓的锡克教特色。
“附近村庄的谒师所（锡克教礼拜场所）都设立了社区厨房，全天候为农民准备食物。”来自旁遮普邦帕蒂亚拉的农民苏赫帕尔 (Sukhpal Singh) 介绍说。村民穆希亚 (Mukhiya Singh) 透露，“凌晨三点，我们村的妇女们就起床给那些农民准备食物了。”穆希亚也准备了好多箱西红柿和土豆做成的咖喱饭。咖喱的香味不断从露营区飘出，并跨过路障，飘向挥舞警棍的防暴警察。
不少女性先后加入露营区，壮大了抗争的力量。今年2月中旬，在旁遮普邦的边境小镇卡瑙里（Khanauri），几个女性团体加入抗争的农民队伍。来自帕蒂亚拉、贾朗达尔、桑格鲁尔、曼萨等地区的女性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等待时机突破封锁，穿过哈里亚纳邦进入首都德里。这些女性还从家乡带来了干货，以缓解露营区物资不足的压力。
邱永辉解释说，旁遮普邦的农民运动如此激烈，不仅仅因为它是农业大邦以及拥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还因为他们对中央政府有离心力——这里由反对党印度平民党（AAP）执政。就在最近，德里首席部长兼平民党主席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因涉嫌“洗钱”而被印度执法局强行逮捕，闹得沸沸扬扬。
“由于宗教矛盾、种族差异以及历史恩怨等，很多信奉锡克教的旁遮普邦人都不服中央统治。”邱永辉说。
将冲击莫迪第三任期？ 这场“进军德里”运动虽由农民团体发起，其中依然闪现反对党的身影。印度最大反对党国大党成员主动筹集资金，帮助抗议的农民购买药品和防毒面具。国大党高级领导人苏赫帕尔·海拉（Sukhpal Khaira）还挑衅说，“我们没能击败莫迪，但我们有正当理由扰乱了局势。”
作为莫迪死对头的平民党也积极声援闹事农民。旁遮普邦首席部长巴格万特·曼（Bhagwant Mann）敦促莫迪政府解除某些地区的互联网暂停，并表示有关政府提案的决定应取决于农民工会。
面对农民的愤怒、反对党的搞事，莫迪政府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边使用路障、催泪瓦斯、棍棒阻挠农民，一边又带着善意同农民代表谈判。
参与谈判的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表示，双方正在商讨有利于农民的解决方案。印人党全国发言人谢扎德·普纳瓦拉宣称，选民知道莫迪政府致力于帮助穷人，并正在尽一切努力解决农民的担忧。
为了体现对农民群体的重视，莫迪政府近来还分别授予乔杜里·查兰·辛格和斯瓦米纳坦全国最高的文职荣誉，前者是前总理兼农民领袖，后者是印度“绿色革命”的开拓者。
但从目前形势来看，政府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农民们认为自己的声音被忽视了，政府没有就农业法和其他农业政策与他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和协商。”阿西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收入下降、出口限制和廉价进口，使得全国各地的农民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
“印人党本质是亲企业、反农民、反社会和谐的。”坎瓦达利普直言，“我们团队既不参与大选，也不要求农民投票给任何特定的候选人。”当被问到会不会支持反对党时，坎瓦达利普说，他本人不会在今年大选中投票支持任何人，因为“谁赢得选举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在受访学者眼中，本轮农民抗议活动并不会给莫迪的连任带来根本性威胁。
邱永辉指出，不能将全印度的农民都看成一个整体，“印度幅员辽阔、复杂多元，就算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民反对莫迪，并不代表其他地方的农民也反对。”再者，她指出，在印度政治格局中，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在印度人民院中的席位数量相对较少，对整个大选不具备决定性影响。
阿西斯解释说，广大农民的最终投票意向来自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地区动态、地方问题和更广泛的政治考虑。“一些农民可能会继续支持莫迪和印人党，特别是如果他们认为政府的政策符合其长期利益，或者对政府其他方面的表现感到满意。”
目前来看，莫迪获得连任几乎毫无悬念。邱永辉认为，莫迪不仅会赢得第三任期，还将继续推动印度的农业改革。不过，在未来的农业改革中，如何平衡好各方利益，将是他无法回避的课题。
李红梅则提醒说，农民群体是重要票仓，如今又是大选前的敏感时间点，加上各反对党希望将该问题政治化以攻击莫迪，“他的处理稍有不慎，依然会影响到印人党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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